将人民调解引入民事检察和解的路径探索

    将人民调解引入民事检察和解，是检察机关践行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的重要实践。二者功能互补、价值趋同，具备衔接的现实基础。当前，各地虽已开展初步探索，但仍面临制度供给不足、角色定位不清等现实困境。对此，应从健全制度规范、明晰权责边界等方面系统施策，推动人民调解与民事检察和解相衔接。

    一、人民调解与民事检察和解的概念特征及融合价值

    （一）概念与特征

    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、疏导等方法，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，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，其核心特征在于群众性、自治性与民间性。

    民事检察和解是指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案件过程中，引导当事人在自愿、合法的基础上自行达成和解协议，以终结检察监督程序的制度安排。其特征之一是：检察和解是检察权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有机结合，检察机关仅承担“引导”职责，须保持客观中立立场。

    （二）融合价值

    人民调解与民事检察和解均以“定分止争、案结事了”为价值追求，在功能上具有天然的互补性。

    二、检调对接进程中的现实困境

    近年来，为提升办案质效，各地检察机关开始探索将人民调解引入民事检察和解工作。

    在个案探索层面，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在办理徐某华遗产继承纠纷监督案中，引入人民调解员参与公开听证，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。

    在制度探索层面，部分检察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联合签订检调对接协议，在检察院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；有的地方建立了“检察官+人民调解员”联合调解机制。

    虽然实践探索取得一定成效，但检调对接在制度设计、权力配置和运行保障等方面仍有问题亟待破解。

    （一）制度供给不足：法律规范模糊与操作指引缺失

    在法律制度层面，《人民调解法》第18条并未将检察机关纳入“告知当事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”的主体范围，检察机关引入人民调解缺乏法律授权。

    （二）角色定位不清：权力边界模糊与协同关系异化

    检察机关在检察和解中承担“引导”职责，但引入人民调解组织后，双方形成何种法律关系，缺乏清晰界定。

    （三）协议效力悬空：从“案结”到“事了”的断裂风险

    引入人民调解后，民事检察和解协议带有“人民调解协议”与“检察和解协议”的双重外观，其法律性质如何认定、能否适用司法确认规定，缺乏明确指引。

    （四）衔接机制不畅：信息壁垒与流程断裂并存

    检察机关与人民调解组织之间尚未建立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，案件委托、进度反馈等多以线下人员操作为主，信息不对称制约协同解纷效能。

    （五）素质短板制约：专业适配不足与认知偏差并存

    检察机关对人民调解员专业特长掌握不全面，委托调解时难以实现精准匹配；部分调解员法律专业素养不足。部分检察人员对民事检察和解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，主动运用和解方式化解纠纷的意识不强、释法说理能力不足。

    三、检调对接的路径优化

    （一）健全制度规范体系

    应立足实践需求，推动出台统一、精细的全链条工作指引。明确适用条件和案件范围，规范启动与运行程序。

    （二）明晰权责协同边界

    检察机关与人民调解组织应形成合法合规的协同治理关系。检察机关坚持“引导不主导、监督不干预”，人民调解组织负责情绪疏导、诉求摸底和和解方案建议。

    （三）强化协议效力保障

    建立“和解协议+司法确认”一体衔接机制,完善不履行协议的分类处理机制,强化与法院执行程序的协调联动。

    （四）打造数字化协同平台

    依托政法协同办案系统建立检调对接数字化平台，实现在线委托、进度查询、文书流转、结果反馈全流程线上运行。

    （五）加强人才队伍建设

    司法行政机关联合检察机关建立检调对接调解人才库，同时为人民调解员提供法律专业培训。

    （本文有删减，原文详见《人民调解》2026年第9期）

本网编辑：张宏梅